刘禹锡人生理想在唱和诗中的体现

刘禹锡一生屡遭贬谪，但自始至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刘禹锡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此他在文章中屡屡谈及:“父讳绪,亦为儒学,天宝末应进士。” “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进取精神,鼓励个体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刘禹锡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入官为政人生观的影响,并树立起救世济民,善惠苍生的远大人生目标,为自己设计了入朝为官来实施治国安邦理想的人生道路。抱着“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 的政治理想,奋斗不已。青年时期三登文科的刘禹锡也确实有青云直上的气势,贞元十一年(795),授太子宾客,贞元十九年(803)入朝为监察御史,受到当政者的重用。刘禹锡因此怀揣着一颗坚贞之心,要报效国家。在《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一诗中,刘禹锡写到“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隐逸之思也要让位于诗人的入世理想。永贞元年(805),刘禹锡积极参与王叔文等人发起的政治革新运动,并受到王叔文的器重。《旧唐书・刘禹锡传》载:“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尽,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能任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由此可见刘禹锡在这场影响全国的政治革新运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政治主张直接左右着运动的进展。他的治国方略与卓越才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和展现,这是社会现实对其自我价值的最为有效地肯定。因此这短暂的仅有146天的由刘禹锡亲自参与的革新政治的宦海生活,是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最为光辉的一页,这种心态是支持他在获罪被贬的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力量之一。他的政治理想也并没有因为一己的困厄而被放弃。在贬谪、外任的各个人生阶段,他还存有帝乡之思、报国之念。

永贞元年(805)八月,以顺宗“内禅”为标志,一度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运动彻底归于失败。随即,宪宗便大兴问罪之师,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成员纷纷放逐出京。刘禹锡始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朗州司马。惊诧之余,诗人将满腔愤懑化为一唱三叹的歌吟:

……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已。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袭芳践兰室,学古游槐市。策慕宋前军,文师汉中垒。陋容昧俯仰,孤志无依倚。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幸逢万物泰,独处穷途否。铩翮重叠伤,兢魂再三褫。蘧瑷亦屡化,左丘犹有耻……

这首题为《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当是刘经江陵,得会老友韩愈时所作,诗中有对自己的磊落心迹的剖白,又充满了对无辜被贬的不幸遭遇的怨嗟。但这种凄婉的心态并没有主宰刘禹锡的思想。他在《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一诗中写到:

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栽树比封君。金门通籍真多士,黄纸除书每日闻。

诗题中元九指元稹,院长是唐人对监察御史的敬称。这是刘禹锡在元和五年(810)与元稹唱和的诗篇。刘禹锡此时在贬所朗州的司马任上。是年二月,东台监察御史元稹被召还长安,途经华州,“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捶击稹,伤面。”白居易在《论元稹第三状》中将当时情状描摹得更为清楚:“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鞭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这件事引起了当时朝臣们的普遍不满。但唐宪宗却包庇宦官,不仅不对刘士元等人予以责罚,反倒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其罪名是“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神福”。相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气节品性,使两人以诗酬唱。但诗中并未流露出消沉低迷之状。

在二十几年的谪居生活中,诗人似乎从不把迁谪当作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伛偻前行。当新的生活在他眼前展现即便微弱的光亮时,他便毅然地和昨天告别。试看《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飞语十年谪,新受恩光万里还。朝服不妨游洛浦,郊园依旧看嵩山。

竹含天簌清高乐,水绕亭台碧玉环。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暂时闲。

这首诗是诗人大和初在洛阳所作,诗题中尉迟郎中是尉迟汾。首联既是对故人又是对自己这十多年宦海生活的总结。元和十年,刘禹锡因《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语含讥讽”,得罪朝臣,而再次被贬。前后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大和初归洛。而尉迟汾也在元和末年被贬,至大和元年被重新擢用。旧地重游,故然也曾引起诗人对被贬生活的些许感伤,然而,诗人并没有因此而颓靡不振。

两次遭贬都没有消磨掉诗人尽忠报国的初衷和志向,依旧渴望重返朝廷,一展抱负。

大和二年(828)春,大概由于受到宰相裴度的器重,刘禹锡被征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充集贤院学士。他本以为自己又可以重整旗鼓,继续自己的革新事业。然而,政局却非常复杂。宦官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使正直的朝官无法立足的地步。大和三年(829)急流勇退的白居易称病归洛阳,主动要求做分司东都的闲官。大和四年(830),裴度也被李宗闵排挤出朝,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刘禹锡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似乎很渺茫。按理说,他当时可以找个理由解官到洛阳息肩,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大和五年(831),刘禹锡又由郎官出为远州刺史,先后任苏州、汝州、同州三州刺史。为朝廷发挥自己最后的余辉依然是他的梦想。在《酬令狐相公首夏闲居书怀见寄》中写到:

蕙草芳未歇,绿槐阴已成。金唯独酌,瑶瑟有离声。

翔泳各殊势,篇章空寄情。应怜三十载,未变使君名。

这首诗作于大和九年(835),刘禹锡在汝州刺史任上,令狐楚为吏部尚书,太常卿。首联,诗人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写作手法。以蕙草喻己与故人。在这样一个芳香四溢,绿槐成阴的美丽夏季,诗人多想能有一个与自己对酒吟诗,互诉衷肠的朋友,然而现实却是自斟自饮,就连为了娱情的音乐也带着离别的伤感。颈联是对颔联的一种承接。以飞鸟鱼游比喻官场升沉进退。诗人深知政治仕途无法预测,发生在朝廷的“甘露之变”也不便谈论,这种相互往来唱和的诗篇只能记诉与故人的友情。即便如此,诗人在篇末对自己贞元中由郎官出守至今三十多年的贬谪、外任的仕途生活并未后悔。这首诗没有早年的豪情壮志,而是充满了认真的理性思索。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即便倍受打击,即便步入晚年,他依然保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中,诗人写到:“明日汉庭征旧德,老人争出若邪溪。”仕途的艰难,体貌的衰老也没有使这位老人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仍怀着希望倔强地坚持着。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中还写到:“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瞿蜕园在《刘禹锡集笺证》中对此二句解释为:“盖同州地望素高,例为擢任节度观察之阶梯,禹锡不无冀望。且居易已有园宅在两京,而禹锡犹无一椽之寄,故不能如居易之早退。”刘虽也有经济原因而不能归隐,但是其政治怀抱才是他谢绝白居易相劝偕隐的最终缘由。由此可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一直占据着诗人思想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