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有关资料
北宋对契丹屈辱外交三事
作者:likegang
苏洵在《六国论》中，借抨击六国用割地纳款向秦求和的屈辱外交招致灭亡的史实，以批评北宋对契丹实行屈辱外交手段。苏洵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写《六国论》之前，就曾有过“澶渊之盟”和“庆历纳款”。而且，在写《六国论》之后，还发生了“熙宁割地”。
“澶渊之盟”是北宋跟契丹在澶州订立和约的事。
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都曾经多次征伐契丹（辽）。本来宋朝在兵力、物力上都占优势，但却由于用兵不得法，多次失利，对辽产生了怯敌心理。到宋真宗时，这种“怯敌心理”占了上风，这就出现了“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带兵大举入侵，包围了瀛州（州治在现在河北省河间县），同时入侵贝州（州治现在河北省清河县）、魏州（州治在现在河北省大名县）。京城汴京（现在河南开封市）也受到威胁。当时，朝廷内外都引起极大震动，有的人甚至担心京城的安全，提出迁都主张。宋真宗先召见了参知政事王钦若和工部侍郎陈尧叟议事。
“陛下。”王钦若先说，“辽人南侵，声势很大，前线节节失利。为了圣驾安全，臣请求陛下暂时前往金陵避避兵火。待辽兵退出以后再回京城。”
“陛下。”陈尧叟也忙上奏：“依臣愚见，金陵不如蜀中安全，臣请陛下暂时前往成都，待辽兵退出以后再回汴京。”
原来王钦若是江西新喻（现在江西省新余县）人，所以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主张迁都成都。两人都是主和派。
宋真宗一时弄得没了主意，只得让两人先回去再议。随后，他又召见了宰相寇准。
“寇卿，辽人入侵，瀛州、魏州、贝州吃紧，有的大臣主张迁都金陵、成都，爱卿以为如何？”
寇准一听，就知道是王钦若和陈尧叟的主意，却故意装作不知道。
“陛下，谁替圣上出这个动摇军心的主意，应当斩首。”寇准离座向宋真宗拜了几拜，说：“陛下英明威武，将相们协力同心。如今的上策是圣驾亲征，辽寇必然要退走。即使不这样，中策也可以派将军救援瀛州、贝州、魏州，用奇兵拢乱和阻止敌寇入侵，坚守各地城池使得敌寇疲敝，敌劳我逸，则能取得胜利。等到敌寇退走，我乘势追击，必能获得全胜。怎么能出此下策，只图眼前安逸，抛弃宗庙社稷而驾幸金陵和成都呢？这样的话，人心将要涣散，贼寇将乘势深入，天下还能保全吗？”
宋真宗连连点头。
“依臣愚见，还请圣上御驾亲征。”
宋真守接受了寇准的意见，决心御驾亲征。大军来到黄河南澶州府治（现在河南省濮阳市）下的南城，这时契丹兵已入侵到澶州一带，兵势强盛，部下请求圣驾暂时以南城驻扎，不要过黄河直抵澶州府治。
寇准力排众议，请求宋真宗过河亲临前线。
“陛下，如果圣驾不过河。前线士兵则将人人忧惧，敌寇的威风就不能压下去，这不是取胜之道。”寇准看看宋真宗，见他脸色还有些犹疑，继续说：“况且，殿前都虞侯王超带领一支劲旅在中山一带扼制了敌寇要害，驾前排阵使李维隆、石保吉领兵从左右翼牵制了敌人兵力，朝廷下诏令征调的四方军队正源源不断来到，为什么要迟迟疑疑不敢渡河呢！”
王钦若、陈尧叟和另外一些大臣们都以圣驾安全没有保障为由反对渡河，宋真宗一时不能决定，寇准尽管一再力争，宋真宗始终迟疑不决。
寇准出到庭院屏风外面，正好遇见殿前都指挥使高琼。
“太尉世代受国家恩典，今天准备如何报答？”
“高琼只是一个武夫，愿意以死效忠于陛下。”
寇准和高琼又一同入见。
“陛下。”寇准大声说，“愚臣说的，陛下认为不对，何不问问高太尉呢！”
“陛下。”高琼抬头看着宋真宗，“寇丞相说得很有道理。只要圣驾过河，前线将士定能英勇杀敌，驱除敌寇。”
“陛下。”寇准紧接着说，“机不可失，陛下应该急速起驾。”
高琼立即指挥卫士推进御辇，宋真宗渡过黄河，来到澶州北城。城外宋军看到城楼上张起的皇帝御伞盖，知道皇帝亲临前线，个个受到鼓舞，跳跃欢呼：
“万岁！”
“万岁！”
一时间，几十里外都能听见吹呼万岁的声音。
入侵的契丹听到宋朝皇帝御驾亲征，受到极大的震慑，队伍一时混乱不堪。
宋真宗把军事全部委托给寇准，寇准奉命以后下达了各种军令，纪律严明，将士一心，全军一片欢悦，士气高涨，一心盼着战斗立功。契丹乘宋真宗刚到尚未稳定，派几千辽兵乘着在贝州、魏州取胜的有利形势来进攻澶州。当辽兵靠近澶州城的时候，寇准下令宋军出击。宋军以饱满的士气迎战辽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辽军死伤大半，败逃而走。
两军在澶州对峙了十几天，辽军统帅萧挞览亲自督战，带领万人来攻城，宋威武军头领张瓌用一种可射三里远的名为“床子弩”的硬弓，扣动机关，一箭射中萧挞览的前额。辽军见到统帅受伤，只得撤围。
当晚，萧挞览伤重而死，契丹主眼见不能取胜，就让原来宋朝投降过来的将军王维忠暗地里奉书来见寇准请求允许辽国议和。寇准不答应。契丹主几次派王维忠来求和，宋真宗准备答应，寇准却想借战胜的机会使辽国称臣，并且把五代石敬塘时候割去的中国土地送还给宋朝。可是，宋真宗却不愿再打仗，只希望能笼络住契丹，让他不再入侵就心满意足了。加上当时有人在宋真宗跟前进谗言，说寇准一心想通过用兵来为自己取得更重要的位置。寇准听说以后，担心引起宋真宗的猜忌，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两国议和。
于是，宋真宗委派枢密使曹利用为使臣，去跟契丹议和。为了尽快求得息兵罢战，宋真宗竟然叮嘱曹利用，如果契丹要求每年给他钱币，只要不超过一百万两，都可以答应。
寇准把曹利用叫到中军帐，对他说：“虽然你有圣命，但是，你只能答应不超过三十万两，如果超过了三十万，我会砍下你的脑袋。”
曹利用到契丹军营，双方经过激烈的议价还价，最终曹利用答应每年由宋朝给契丹白银十万两，绢20万匹，总共正好30万。
这次在澶州城下订立的盟约，因为澶州附近有一个湖泊名为“澶渊”，澶州古代也称澶渊郡，所以这次盟约也就被称为“澶渊之盟”。本来“澶渊之战”，宋朝占了上风，但由于宋真宗怯战心理的关系，宋朝竟然甘愿每年给契丹送去银两和绢帛以求得和平，以致在世界外交上开创了一个战胜国向一个入侵的战败国赔款以弥补“损失”的先例。
过了38年，到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就更进了一步，由给辽国岁币到用“交纳”的臣服字眼，用增加银、绢以求和了。
当时，契丹主辽兴宗耶律宗真已经长大成人，因长期停战，国内得到休养生息，国家日渐兴旺，人口增长很快，于是日渐滋长了向南扩张的野心。又正好西夏王赵之昊起兵反宋，宋仁宗心烦意乱寝食不安，耶律宗真更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旧历三月二十六日派遣南院宣抚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为辽国特使，带来书信，要北宋妆还“关南”一带土地。
原来，五代后晋石敬塘时为了取得辽的援助，把以现在北京市和山西大同市为中心，东至河北省遵化县，北至长城，西以山西省神池县为界，南至天津市、河北省河间县、保定市以及山西省繁峙县、宁武县一带以北土地在内的所谓“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到后周世宗柴荣时，以兵力收回了关南一带土地，即其中以现在河北省雄县为中心的包括河北省白洋淀以东到河间县一带所谓“瓦桥关（即雄关）以南十县”。辽兴宗耶律宗真就是以兵力威胁，要求宋仁宗归还这一片土地。
宋仁宗因为要对付西夏的叛乱，无心用兵，遂派大臣富弼为使臣，答应每看增加给契丹的银两和绢帛，或者以赵氏王朝宗室女子为公主跟辽和亲。富弼跟辽国使臣谈判时，萧特末和刘六符竟然提出，要北宋“献款”或“纳款”的无理要求，实质上是要让北宋臣服于辽国。富弼为了国家声誉，坚持原则，坚决予以拒绝。双方坚持不让，谈判无法进行。
到九月，宋仁宗听从了宰相晏殊的意见，美其名为平息事端，竟然答应用“纳款”的臣服字眼，答应每年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两，即每年向辽交纳白银20万两，绢30万匹。而且，还要北宋把这些东西送到当时的`宋辽分界线的白沟（即现在河北省境内西东流向的拒马河）。
又过了33年，到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则由“纳款”发展到“割地”以求和。
当时，辽道宗耶律洪基在位，他看到北宋时时有边患发生，早已不满足于北宋每年交纳的20万两白银和30万匹丝绢，很想再咬一口这肥肉。于是，这年三月，他派了萧素为使臣又向北宋提出交还被周世宗收复的土地的要求。宋神宗派了龙图阁学士刘忱跟辽使臣谈判，经过几次协商都不能达成协议。
开始，辽方说要以蔚州（州治在现在山西省灵丘县）、朔州（州治在现在山西省朔县）、应州（州治在现在山西省应县）三州的分水岭土垄为界，刘忱跟萧素一起去就地观察，发现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土垄。
萧素却又提出，要以分水岭为界。试想，只要是山，就有分水岭。辽人意图到时候可以任意讹诈骗取。北宋为了息事，又不得不答应这些无理要求。
这年旧历七月二十二日，宋神宗派遣天章阁待制韩缜来到河东路（治所在现在山西省太原市）重新划定疆界，被迫割让了七百里土地给辽国。
从“澶渊之盟”到“庆历纳款”又到“熙宁割地”，北宋统治者沿着一条屈辱外交的路线越走越远；而且，北宋统治者不仅是对辽如此，在对待西夏的问题上，也采取了同样的外交路线。尽管苏洵在《六国论》指出了这一弊端，但并不能改变北宋统治者的怯敌本质，因而最终招致了“靖康之难”，金人入侵，以至偏安江南一隅的结果。到了南宋，仍继承了其先祖衣钵，并且愈演愈烈，最后造成了南宋的灭亡。所以苏洵指出：“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宋代走的就正是“六国破亡”这一条道路，其结果不就是可悲吗！
